近期，多起助孕风波引发网络关注，关于反对助孕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歇，但现实中仍不时有因助孕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

　　但仍有不少家庭渴望通过这一方式保留一丝希望。业内机构宝卫健康助孕生殖中心负责任人指出“这个行业如今已经是‘传统’行业，产业化了，不是大众想象的那样（隐蔽）。” 的确，这个巨大的婴儿生产王国已经被细化成一条分工明确的生产流水线：有中介负责寻找助孕母亲；助孕市场也有专门的从业者，争相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聘信息；还有人提供助孕手术所需的各种医用器械。只不过，这个与个人隐私紧密相关的行业，一直在常人注意不到的角落里隐秘地运作着。

　　在南方城市广州，地下助孕市场正“野蛮生长”，不少助孕机构明码标价并承诺，“两年内包成功怀孕的套餐定价为58万元，78万包生儿子。如发现胎儿发育畸形会让助孕妈妈打掉，客户只管‘收货’。”某机构负责人介绍，他们机构内实施具体操作的都是“正规医院下班出来兼职的医生”。招聘的助孕妈妈来自西南地区和江西等地，但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很少。显然，在广州以助孕中介机构作为连接点，上下串联起的客户、助孕妈妈、提供助孕技术操作的医生，以及开具出生证明的医院等多方，已合谋撑起了一条庞大的地下助孕灰色产业链。

　　在他国，助孕行为是否合法需要根据所在国法律的不同而判断。例如，法国、瑞士、德国等国家也同样禁止助孕；在美国，有部分州规定助孕行为是合法的，但亦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2021年1月1日，我国《民法典》正式实施。这部新中国首次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有没有对助孕相关行为进行规定呢？

　　任彦锦表示，《民法典》没有对助孕这一行为直接进行明文规制。但《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从事助孕有关的行为是与我国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

　　虽然如此，仍禁不住不孕不育家庭的旺盛需求。人口协会2012年的一份调查表明，中国有超过400万对夫妻存在受孕困难的问题，相当于每8对夫妻就有1对存在这样的问题。国内有432家提供人工受精服务或作为精子库的有资质医疗机构。每年完成的人工受精手术约有70万例。有学者表示，受环境污染、生活压力等各种因素影响，目前这个数字仍有上升趋势。

　　宝卫健康负责人则认为，导致“助孕经济”的繁荣的因素是综合的。中国目前对于助孕有明确规定的仅限于卫生部的规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然而，由于该2项《办法》法律效力层次较低，其对助孕的禁止，只能及于医疗机构及医生，对于助孕中介以及参与助孕服务的其他人员等则鞭长莫及。但他仍表示出自己的担忧：虽然需求很旺盛，但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规范，行业内总会有一些黑中介搅黑，出事就跑路，最终受损的还是客户。与其一味的打击，是不是应该探讨让这个行业阳光化呢？